翟颖

严肃认真成就卓著的刘松泉先生，早年有一次曾给自己起了个趣号“红毛鬼”，这事儿知道的人大概不多。这一戏谑性的外号，跟刘松泉先生当初来到海南时的经历有关。早年间交通状况很差，从广州到雷州半岛的公路是土路，雨天泥泞难行，晴天则尘土飞扬，刘先生当初为了来海南，就是坐在敞篷卡车里，在这样的路上走了三天，到海安时每个人都是红尘满身，彼时刘先生心有感慨，戏谑一句：“这不都成了‘红毛鬼’了？”既然路途如此遥远艰难，为什么还要历尽艰辛，奔赴海南呢？

故事要从新中国成立不久说起。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下令封锁我国港口，禁止别国把天然橡胶卖给中国。为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党中央国务院于1951年在第100次政务院会议上作出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集中力量在华南大力发展橡胶。全国高等院校农林系很多师生对国家的号召满怀热情，头顶青天，脚踏草地，每天都要带上行李干粮步行几十里，进行勘察测量工作，晚上甚至没有固定宿处，只能钻进简易茅棚，席地而卧。为了配合橡胶生产，华南垦殖局下设特种林研究所进行橡胶树的科研工作。

到1953年，高教部号召要求高等农林院校派出讲师及以上人员支援华南筹建特林所工作。这一天，任职南京农学院农学系讲师的刘松泉面临了一个重大抉择，是留在南京衣食无忧，还是响应号召去新的单位艰苦创业？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脑海里浮现出自己早年求学时的经历。

那是1941年，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年月。20多架日本飞机在半小时内将刘松泉高中所在的县城夷为平地，而且还每天在学校上空盘旋着用机枪扫射。刘松泉先生因此提前拿到了自己高中的毕业证书，每天仓皇着步行80里逃难，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水，没有被子的夜晚只能钻进稻草堆度过长夜。他的大学生活也不可谓不艰辛——在江西的四年中逃难两次，依靠贷学金生活的他，用捉襟见肘来描述已经不足以形容，“我有两年多时间就是靠青辣椒加盐当菜，靠垦荒种菜来维持生活，穿仅有的一件毛衣和一条短裤，赤脚穿木屐，度过零下三度的寒冬”，刘松泉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大学毕业后，他更是曾有一个星期找不到饭吃，后来才勉强寻得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位维持温饱，却又经历了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终于，1948年，他毅然排除万难加入共产党，并在党的关怀下转到南京农学院任教。

“想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当党发出号召要求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责无旁贷的，”他捻灭一根烟，伏案提笔写了前往华南筹建特林所的申请书。这一纸文字，铸就了刘松泉先生后来的卓著人生。

到达广州特林所后，刘松泉等人决定从调查橡胶园着手，对研究橡胶树采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研究方针。1953年7月，全所人员分几路到老胶园调查研究。因为当时的海南岛十分荒凉，为了方便在荒郊野地杳无人烟的情况下露宿，当时特林所有一条特殊的规定——凡是出差工作的人都要带上行李，给每人发一顶蚊帐，一块油布和一把大雨伞。

到了海安，并不意味着旅途艰难的结束，下来还要坐船过海。当时跨越海峡的轮渡每天一班，为赶时间，刘松泉众人挤在很小的机帆船内，海浪不断拍打船的顶棚，很多人不堪颠簸都晕船呕吐了，就这样度过3个小时才过海，转入新港时水很浅，机器不能发动，船工用竹蒿撑着前进，又折腾了2个小时才到海口泊岸。

即使这样，第二天众人仍要搭公共汽车去儋县县城那大。没有沥青路和汽车，只有弯弯曲曲的泥路和木炭车，车里也没有靠背，只放着几排长凳。糟糕的路况和木炭燃气车的低效让不算太长的路程耗时两天。途中的麻烦事儿也不少，比如木炭车的力量很小，上坡很困难，经常要停下用大的三角木垫轮防止滑坡，再摇鼓风机几次，气足了再爬坡，高的坡甚至要停几次才能到顶，就这样不断折腾着到达联昌站。

我们今天从海口去儋州，还要上山爬坡吗？

当时的海南岛仍是一片荒芜，各项基础设施均不完善。每当牙拉河水上涨，联昌站对外交通断绝时，连大米也吃不到，只能用南瓜、番薯、木薯充饥，采摘野苋菜、革命菜当蔬菜。情况严重的时候甚至要在河两岸两株大树上绑起钢丝绳，在每人腰上绑上铁桶，手攀钢丝绳，下半身浸在河水内，一手扶着装有半桶大米的铁桶，一手划水把粮食送过河，一步步攀到对岸来运粮。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平时尚可供应温饱，但在三年经济紧张时期，他们每人每月定量只有19斤，而且一半以木薯干折合大米，有时还不得不吃发霉的木薯干充饥，更不用说荤腥油水了。

自1953年到达联昌站起，刘松泉先生等人不仅饮食方面简陋，住宿条件阴湿，稍有不慎即有性命之忧。他们在胶园经常看到诸如蟒蛇、蝻蛇、青竹蛇等毒蛇和蜈蚣，但有样东西远比这些凶猛的生物恐怖，这就是恶性疟疾——能导致一个青壮年得病后发两次高烧就会丧命的可怕病症，刘松泉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们在接管的两个月中就看到一位老工人死亡，另一位青年胶工得病。”

因为橡胶树的常规选种工作只能在海南岛进行，初到的4年多，刘松泉先生每年中的8个月都在联昌站工作，与家人总是聚少离多。后来，他干脆劝服了爱人举家搬迁到联昌站。1958年，何康所长带领试验所全所老小下迁到海南岛，本就难以容纳多人的试验站又因大台风和山洪遭到巨大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刘松泉等人仍然完成了在500亩老胶园采集20万斤橡胶种子的艰巨任务。

作为我国第一代橡胶科研工作者，刘松泉等人除了要承受联昌站生活的极大不便，作物研究方面的进展也并不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国橡胶事业的发展，因为缺乏经验，曾经三起三落”，曾一度由于苏联专家的指挥失误走了弯路，吃了3年苦，误了8年时间。好在吃一堑长一智，当时的农垦部积极吸取教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提高了全国普通实生树年产量1公斤到3.2公斤。1960年，在刘松泉先生等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编印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橡胶栽培学》，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的空白。之后他被派出到斯里兰卡，作为外交官常驻大使馆，任商务秘书，兼管国外优良品种引种，将一代热作工作者的创造力配合外国的科技成果，使一根芽条经过一年繁殖可以增加200倍。1984年，从六年生树基部取芽芽接成功等一系列课题，被认为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成果。

刘松泉先生不仅是为海南土地挥洒热血的劳动者，更是华南热带作物“两院”的缔造者之一。1958年夏，华南农学院开办海南分院，该校本部只派了三名教师，其他教员均由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出任，所以刘松泉这些科研人员要兼顾科研和授课，学生也边上课边实践。科研人员们和刚来的学生一起割茅草、编茅片、搭屋架、糊泥墙，几个月里盖起了一所茅草房大学，这就是后来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也就是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的前身。刘松泉先生亲历了两院几十年的变迁，逐渐从500亩老胶园扩大到拥有近5万亩的试验实习农场，从草房大学发展为大规模的热带作物科教基地。正是他这样的一代人，艰苦创业，悉心呵护着我国热作事业的发展和“两院”的成长，功绩无需多言。

郭沫若先生1961年3月4日到两院视察时的题诗有这样两句：“先秦典籍传儋耳，现代宏图奠永基。”在海南岛热忱的神奇土地上，无数中老年一辈的热带作物科教工作者和生产工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正是在为热带作物事业现代化奠基。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我国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植胶成功的经验早已引起国际上的重视，热带农业作物现代化的宏图正等着年青一代用青春和汗水去钻研、描绘、实践，这不仅是刘松泉先生的殷切希望，也是我们年青一代应有的昂扬斗志。